资本家为了钱，是可以放弃休息的。
    傍晚时分，人们都急着从工作单位往家赶的时候，王潇和伊万诺夫却坐上了开往郊外的汽车。
    暴雨并没有洗刷干净这座森林城市的尘埃，相反的，年久失修的道路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积水。
    伊万诺夫抱怨了一句：“有钱修教堂，还不如修路，上帝无所不在，并不只待在教堂里。”
    他说的是基督救世主大教堂，1812年准备修，1839年开工，修了44年才修好，成了莫斯科的地标。
    然后1931年，思大林下令炸了大教堂。苏联后期，信众们把它作为反抗苏共的一种方式，想要重修教堂，并且开始民间募资。
    莫斯科的市长卢日科夫接受了这个想法，将它列入了莫斯科的建筑计划。
    据说，这个重建计划的预算是1.5亿到3亿美金。
    上帝啊，莫斯科糟糕的公共道路显然更需要这笔钱。
    保镖笑着跟老板开玩笑：“只有上帝知道，计划是不是计划。”
    既往的莫斯科以及苏联的其他城市，有无数层出不穷的建筑计划，甚至开工了，建到一半，领导改主意或者领导换人了，建筑丢下不管都不稀奇。
    王潇也当不了这个上帝。
    她说过，她穿越前对莫斯科知之甚少，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没有这样一座重建的大教堂。
    刻薄点讲，有没有这一座大教堂，都不影响从红旗降落后，莫斯科也随之降落的事实。
    落日余晖在积水上反射出近乎于刺眼的光。
    可哪怕它再不甘心，日落西山，属于它的时光已经结束了。
    伊万诺夫好奇地问她：“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王潇摇头，旋即转移了话题，“我在想，尤拉真变了不少。”
    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行走的炮仗，标准的人间etc，见谁怼谁。
    结果这才多久啊，他都从斗牛犬爆改男狐狸精了。
    可见人不存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要条件到了，都能改。
    伊万诺夫鼻孔里出气：“他们自找的。”
    去年总统炮打白宫之后，并没有因为打败了敌人，所以总统派都团结起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
    没了共同的敌人，剩下的都是敌人。
    现在的俄联邦，就是三国鼎立的状态。
    一方是丘拜斯和盖达尔为代表的市场为王的自由主义，这二者主导了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
    一方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简单点讲，政府官员作为国家的管家，为资产指定主人。
    与前两者是政府官员不同的是，第三方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城市的新贵。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势力。
    现在三方博弈，每一方都为自己的利益而明争暗斗。
    在这种新形势下，怼天怼地的尤拉又怎么还能炮仗脾气下去呢？
    不仅仅是尤拉，包括王潇和伊万诺夫在内，同样需要重新下注。
    毕竟在莫斯科，乃至整个俄联邦，纯粹的商人根本活不下去。
    尤其是在他们和税警少将普诺宁先生直接撕破脸的情况下。
    “丘拜斯要完蛋了。”伊万诺夫叹气，“总要有人为失败的改革负责，他就是最合适的替罪羊。”
    虽然到目前为止，他仍然觉得这是个蠢货，让俄罗斯更加混乱的蠢货。
    但俄罗斯走到今天，只是丘拜斯一个人的责任吗？
    山雨欲来风满楼，所有人都跑去躲雨了，只有他被丢在了原处，成了十恶不赦的存在。
    王潇伸手盖在自己的眼皮上，残阳如血，激烈燃烧着最后的疯狂，简直能刺痛人的眼睛。
    她微微合眼，声音低沉：“我也觉得他和市长先生的争执，他会输。”
    她叹了口气，“谁让总统和议会的争斗中，他没有像市长先生一样，坚定地站在总统这边呢。”
    现在，到了总统先生回报自己盟友的时候了。
    伊万诺夫的叹息声更大了，看看，这就是俄罗斯。
    官员能否坐牢自己屁股底下的位置，能否履行他们的岗位职责，看的不是他们的工作能力，而是他们和总统的关系呀。
    这个国家，打倒了苏联，反过来像是要回到沙俄时代一样。
    所以——
    “我们给大教堂捐款吧。”伊万诺夫报了个数，“5万美金如何？”
    这个数字单拎出来不算少，但是比起大教堂的预算，又是杯水车薪。
    所以拿它来投石问路，对市长先生释放善意。
    下一步要怎么办？就看这位获得过苏联荣誉化学家、俄罗斯功勋化学家的市长先生，会如何反应了。
    希望他会如传说中一样，是一位务实的技术派官员。
    王潇点点头：“可以。”
    她从来不介意拿钱开道，但她拒绝被人当成钱包。
    拿不出同等分量的报酬，不要妄想从她的兜里掏出一分钱。
    路上的坑洼如减速带，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尽可能避免飞溅起的泥水沾污了行人的衣服。
    所以，即便工厂不算遥远，就在莫斯科的城郊，但车子行到工厂大门口时，暮色也已经如同莫斯科的老奶奶们熬制的蓝莓酱，涂抹了整片白桦林。
    只有靠近树根的地方，落到地平线以下的夕阳才勉为其难地残留了一点金黄色的光。
    像是安慰一样。
    只这安慰实在太微弱了，甚至无法照亮工厂的铁门。
    锈迹斑斑的铁门在暮色中浮现时，恰如一道迟迟无法愈合的伤疤，横亘在白桦林边缘。
    两扇对开铁门半敞着，光线实在过于暗淡，他们下了车靠近了，才看清楚门楣上挂着“莫斯科第三防护装备厂”的金属字。
    “防护”这个单词，还被爬山虎覆盖了。
    厂长早在听到汽车的动静时，就从传达室跑出来等候。
    看门的退伍老兵则无动于衷，继续捧着伏特加酒瓶，自顾自地喝着。
    不过，以柳芭敏锐的嗅觉判断，他喝的不是伏特加，而是用发霉的列巴自酿的酒水。这要比伏特加便宜不少。
    伊万诺夫热情地同厂长握手，主动道歉：“不好意思，莫斯科的路实在不好走。”
    厂长穿着蓝色工装，手肘的位置磨得发亮，他伸出手同伊万诺夫握在一起，说了句双关语：“当然，整个俄罗斯的路都不好走。”
    他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示意客人们跟着他。
    天已经完全黑了，工厂里的灯却没开几盏，灰扑扑的，到处都是大片的阴影。
    笨重的机器设备躺在车间里，静悄悄的，如同一具具去死去不知多久，还无法安葬的尸体。
    晚风透过破碎的窗户，传来了白桦林的呜咽声，仿佛在为它们哭泣。
    “这条生产线，”厂长的手掌按在巨型硫化罐上，指尖划过斑驳的“苏联国家计委指定生产单位”铜牌，“1980年承担了莫斯科奥运会电子设备的防静电防护任务。”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惊起几只躲在操作台后的老鼠，“当时给计时系统、通讯基站做的手套，表面电阻控制在10Ω，连美国记者的摄像机都用我们的防护套。”
    伊万诺夫的手电筒扫过浸胶槽，槽内的残留涂层结着暗绿色的霉斑。
    这个车间到处都是灰尘，脏的简直无法落脚。别说生产防静电手套了，哪怕他在集体农场的棉手套厂要是敢脏成这样，负责人早就被扫地出门，安排挖土豆去了。
    可是厂长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技术手册，封面上“国防工业委员会专用工艺”的烫金字已剥落。
    “当年，我们还为和平号空间站生产舱内手套，配方是kgb实验室给的——”他突然压低声音，像是自嘲又像是自言自语，“现在kgb没了，配方成了废纸，设备成了废铁。”
    王潇的目光掠过荣誉墙，1983年的“国家优质产品奖”、1986年切尔诺贝利抢险的“红旗勋章”都蒙着灰，唯有1991年的“新俄罗斯创新奖”还崭新，右下角的卢日科夫签名清晰可见。
    不知道当时他是以化学家的身份，还是以莫斯科的主要领导的身份，签发的这份奖状。
    伊万诺夫对荣誉不感兴趣，他要的是实际生产能力：“空间站？哪怕还有kgb，我的厂长先生，您认为这里还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防静电手套吗？”
    “当然。”厂长胸有成竹，“只要通上电，硫化罐还能调到150c的硫化温度，随时都能生产——”
    他舔了下嘴唇，“我们缺少的是订单，和购买原料的货款。”
    他的眼睛盯着伊万诺夫，右手摸着左手的手肘，认真道，“先生，相信对您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厂长张开了双臂，像一只即将腾飞的鸟，“女士们先生们请看，你们有钱有市场，我们有工厂有技术有工程师和工人，这里正是你们想要的工厂。”
    伊万诺夫似笑非笑：“那么，这里会成为我们的工厂吗？”
    “当然！”厂长的单词说得斩钉截铁，他再一次舔了下嘴唇，报了数字，“100万美金，不要卢布，只要您拿出100万美金，工厂就是您的了。”
    伊万诺夫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足有两秒钟的时间，才发出爆笑，他笑的连话都断断续续：“先生，我的厂长先生，您在开玩笑吧。您知道库兹涅茨克钢铁厂有多大吗？有这里10倍大不止！”
    就这么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也敢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100万美金，当是100万卢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