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肉熔炉 作者:佚名
    第12章 將军千古
    数日后，这个穿越了日军与国府军的重重封锁，令人扼腕的噩耗，通过地下电台的微弱电波，终於抵达了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之中。
    延安的夜晚清凉而静謐，与重庆的闷热截然不同。
    当机要秘书將那份经过核实、措辞简练却重逾千钧的电文轻轻放在伟大的教员同志桌上时。
    “戴安嵐將军……”
    他低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里听不出太多情绪，却有一种沉甸甸的份量。
    对於这位国府军的將领，他是熟知且敬重的。儘管彼此分属不同的政党，但在抵御外侮、共赴国难这面大旗之下，戴安嵐將军在崑崙关等战役中的卓著战功，其治军之严、作战之勇、报国之诚，早已通过战报和情报，为“中g”高层所了解。
    戴將军所率领的第200师作为华夏远征军的先锋，入缅作战，扬威异域，这本是全体华夏军人、华夏人民的骄傲。
    对於戴將军的牺牲，伟大的教员同志也很惋惜与痛心。这惋惜，是为国家痛失一员正值盛年的驍將；这份痛心，是为华夏民族在危难之际又折损了一根坚实的栋樑而感嘆。
    不同於总裁那种掺杂了复杂私人情感与“黄埔系”嫡系损失的悲痛，教员同志的思绪，更多地被引向了更宏大的层面。
    想到正在缅甸热带丛林中艰难转进、伤亡惨重的华夏远征军將士，想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局的艰难，想到了国內抗战的相持与未来的出路。
    而戴安嵐將军的牺牲，是这场伟大而惨烈抗战中的一个缩影。
    “戴安嵐將军为国捐躯，是我华夏民族抗击日寇的重大损失。我们延安方面，一定要有所表示。”
    这个“有所表示”，当然绝对不是形式主义。几天后，在延安举行的追悼阵亡將士大会上，戴安嵐將军的名字被郑重列入。
    更重要的是，是由他亲自撰写的一幅輓联，从延安发出，它跨越了政治与地域的隔阂，飞向了重庆，也飞向了歷史的记忆深处。
    这幅輓联，后来成为了对戴安嵐將军功绩最为著名的定论之一。
    “外侮需人御，將军赋採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羆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殞命，壮志也无违。”
    这首被题为《五律·海鸥將军千古》的輓诗，寥寥仅数十字，却高度概括了戴安嵐將军率领第200师、血战东瓜（同古）、收復棠吉的功绩，讚誉其英勇压倒强敌，最终为民族大义血洒沙场，完成了军人壮志的最高使命。
    全诗中没有一句提到党派之爭，唯有国家与將军。
    这是华夏共產党在民族危亡之际，超越了政见分歧，对一切为国牺牲的英烈所表达的最高敬意与深切缅怀。
    当这幅輓联的內容在延安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开时，它所传递的，不仅是对一位国府將领的哀思，更是一种强有力的信號：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所有为民族流血牺牲的勇士，都应该值得被铭记和尊敬。这种基於民族大义的哀悼与肯定，与重庆方面总裁那种掺杂著个人嫡系损失之痛的私人化悲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重庆，当布雷先生最终將延安方面公开发来的輓联內容呈报给总裁时，总裁似乎又陷入回忆之中。
    来自“中g”阵营的这份庄重祭奠，或许比任何內部的慰唁，都更让总裁感受到一种歷史的重量与无言的迴响。
    海鸥折翼於异域丛林，但他的名字，却在全民族共同的悲歌与敬礼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不朽。
    重庆的密室私语，与延安的公开輓诗，共同织就了歷史对一位民族英雄的复杂而深情的肯定。
    戴安嵐將军牺牲的消息也跨越山海，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引起了人们深切的敬意与惋惜。
    戴安澜將军的名字也被盟军高层所铭记。
    就在戴安嵐將军殉国约五个月后，即1942年10月29日，美丽国总统罗斯福总统亲自签署命令，追授其懋绩勋章，以表彰戴安嵐將军卓越的贡献。
    罗斯福总统在命令中写道：
    “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嵐將军於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了所肩负的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这份由战时盟国最高统帅亲自签署的嘉奖，无疑是对戴安嵐將军，军事才能与国际贡献的最高肯定。
    隨后，在1943年，美丽国方面又向將军的遗属颁发了由杜鲁门总统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签署的正式荣誉状，称颂“戴安嵐少將……於1942年缅甸战役中著有丰功伟绩，声誉卓著。”
    而在盟军华夏战区参谋长、对远征军作战有直接了解的约瑟夫·史迪威將军口中，戴安嵐將军得到了另一句更为形象、也更具份量的评价：
    “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这句讚誉，精准地道出了戴安嵐將军率军出国、血战扬威的歷史地位。
    他不仅仅是一位为国捐躯的將领，更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代表华夏军人打出了威名、贏得了尊重的英雄符號。
    因此，那首“外侮需人御，將军赋採薇”的輓诗，与罗斯福总统的懋绩勋章以及史迪威將军的由衷讚嘆，这些虽然来自截然不同立场的肯定，却在歷史的这一刻形成了奇妙的共鸣。
    它们共同指向一个超越党派与意识形態的共识：
    戴安嵐將军，是华夏民族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血洒疆场的英雄。
    这份由国內两党乃至国际同盟国共同奠定的哀荣，让“海鸥”的折翼之殤，褪去了单一阵营的私痛色彩，升华为一曲属於整个民族的、悲壮而崇高的抗战史诗。
    戴安嵐將军的牺牲，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在救亡图存的宏大命题下，所有为之付出的鲜血与生命，终將获得其不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