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时代下的光辉岁月
她与时代共腾飞 作者:佚名
第59章 时代下的光辉岁月
马春兰看著自己那双变形的手,语气里带著一丝自嘲。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甘心啊。干活歇气的空档,我就偷偷从怀里掏出存钱买的字典看两眼。哪怕背个字也好。我就觉得,只要还认字,我就还是个人,不是头只会干活的牲口。”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六年。”
马春兰长嘆一声,记忆的录像再次倒档。
1972年秋天,马春兰十七岁了。
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个子高挑,手脚麻利,是生產队里最能干的姑娘之一。挑粪、犁地、收割,男人能干的活,她都能干,而且干得更好。
村里人都说,谁家要是娶了马春兰,那可真是娶了个宝贝。
但马春兰心里,还藏著那个上学时的梦。
机会来得突然。
那年冬天,县里下来通知,要培训赤脚医生。每个村推荐一两个人,去县里学习三个月,回来当村医。
村支书找到了马春兰。
“春兰啊,我记得你读过书,认字。”村支书抽著旱菸说,“这次培训,村里想推荐你去。你愿不愿意?”
马春兰愣住了:“我?我能行吗?”
“咋不行?”村支书笑了,“你聪明,肯学,又是贫农出身,背景上可靠。去了好好学,回来给村里人看病,这是光荣的任务。”
马春兰的心怦怦直跳。
医生,白大褂,听诊器……这些只在书上出现过的词在她脑子里打转。
“我愿意!”她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兴奋得声音都在抖。
然而,父亲听说后,第一个反对:“女孩子家,当什么医生?拋头露面的,不像话!”
好在这次,母亲站出来了:“让她去。学点本事,將来不吃亏。”
村支书也来家里做工作:“这是政治任务,你们要支持。”
父亲这才不吭声了。
1972年12月,马春兰背著铺盖卷,去了县里。
培训在县卫生院进行,三十多个学员,有男有女,都是各村的年轻人。老师是卫生院的医生,教他们基础解剖、常见病诊断、打针输液,还有接生。
到了县医院,第一次闻到那股来苏水的味儿,马春兰都觉得新奇。
那是救命的味道,是乾净的味道。”
她学得很认真,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人的身体里有那么多器官,各司其职;第一次知道,细菌和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第一次知道,接生不是请神婆跳大神,而是一门科学。
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她都记在脑子里。针灸、草药、接生、打针……她没日没夜地练。
哪怕扎针使用自己的身体练手,马春兰也从没喊疼抱怨过。
她最喜欢上解剖课。虽然用的都是模型和掛图,但她能盯著看一整天。老师说,她很有天赋,手稳,心细,適合当医生。
六个月很快过去了。
结业那天,马春兰拿到了一张结业证书,还有一个印著红十字的药箱。
老师拍著她的肩膀说:“春兰,回去好好干。记住,医者仁心。”
马春兰重重点头:“嗯!”
回到村里,她成了正式的赤脚医生,背著个红十字的药箱,走在村里,腰杆都挺得比別人直。
村支书给她腾出了一间小屋当卫生室,虽然简陋,但收拾得乾乾净净。
墙上贴著人体解剖图,桌上摆著药箱,窗台上还养了一盆野花。
第一天上班,就有人来看病。
是邻村的王大爷,腿疼了半年,下不了地。以前都是忍著,实在受不了了就去庙里烧香,听说村里来了医生,就拄著拐杖来了。
马春兰给他检查了一下,是关节炎。她按照老师教的,给他扎了针灸,又开了些止痛药。
“马医生,我这腿还能好吗?”王大爷问。
“能好。”马春兰认真地说,“按时扎针,按时吃药,少乾重活,慢慢就能好。”
一个月后,王大爷又来了,这次没拄拐杖。
“马医生,神了!”他激动地说,“我这腿好多了,能下地了!”
除了按规定收的诊金,他拿出两个鸡蛋,非要塞给马春兰。
马春兰不要:“大爷,这是我应该做的。鸡蛋你拿回去补身体。”
王大爷不肯,把鸡蛋放在桌上就走了。可当天下班后,马春兰还是把鸡蛋还了回去。
从那以后,找马春兰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感冒发烧的,拉肚子的,磕著碰著的,都来找她。她从不嫌烦,也从不敷衍。
能治的,她尽力治,治不了的,她如实说,让人去县医院。
但她最常做的,还是接生,后来甚至还成为了专门的接生员。
那时候农村生孩子,还是请產婆。產婆大多没受过正规培训,全凭经验,工具也简陋,剪子用火烧烧就算消毒了。
难產、大出血、新生儿感染,时有发生。
马春兰接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洗手,消毒工具,观察產程,该剪脐带时剪,该缝合时缝合。她手稳,心细,又学过解剖,知道怎么用力,怎么保护產妇。
经她手接生的孩子,產妇感染的概率大大降低。
渐渐地,“马医生”的名声传开了。附近几个村子的人,生孩子都愿意找她。
马春兰很珍惜这份工作。
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先去卫生室打扫,整理药品。休息时偶尔也会背著药箱,去村里巡诊。谁家老人病了,谁家媳妇要生了,她都记在心里,按时上门。
晚上,她就在煤油灯下看书。培训时发的教材,她翻了无数遍,边角都磨毛了。她还托人去县里买医学书,虽然看不懂的地方很多,但她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那两年,是马春兰人生中最充实、最光彩的时光。
她穿著洗了不知道多少水的白大褂,背著药箱走在村里,大人孩子见了她都喊“马医生”。那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让她觉得,自己真的“顶起了半边天”。
她也確实帮了很多人。
邻村的小媳妇难產,胎位不正,產婆说没救了,让准备后事。马春兰赶去,慢慢转了胎位,硬是把孩子接生出来了,母子平安。
还有刘家的孩子,高烧惊厥,抽过去了。神婆说是中邪,要灌符水。马春兰拦住,给打了退烧针,孩子第二天就退烧了。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村里人都记著。
“但是,当医生也不容易。”
马春兰嘆了口气,眼神变得凝重。
“那时候缺医少药啊,有时候看著人疼得打滚,我手里只有几片止痛片,递过去也只能暂时缓解。甚至偶尔连止痛片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著。”
“记得有一回,你外婆村东头的王嫂子难產。那时候条件差,又是在家里生。我去的时候,孩子已经憋得不行了。我拼了命地想办法,又是推拿又是扎针……最后,大人保住了,孩子没了。”
“那是个男婴,生下来就全身青紫,一声都没哭。”
“王嫂子哭得死去活来,抓著我的手不放。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就像是有把刀在绞。我就想,要是咱们有个正经医院,要是有更好的药,这孩子是不是就能活?”
马春兰感嘆著,那个年代有太多无奈。
药不够,常用的青霉素和阿司匹林经常断货。病人需要,她开不出,只能干著急。
设备简陋,没有x光机,没有化验室,很多病只能靠经验。经验对了,是幸运;经验错了,可能就是一条命。
还有那些因为医疗条件落后造成的悲剧。
最让马春兰痛心的,是一个叫秀英的媳妇。
秀英怀了双胞胎,肚子特別大。临產时难產,生了三天三夜,孩子出不来。马春兰想给她剖腹產,可村里没条件,送去县医院又来不及。
最后,秀英大出血,死了。
两个孩子,也没保住。
马春兰守了她一夜,眼睁睁看著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却无能为力。
秀英死前拉著马春兰的手,气若游丝:“马医生……我的孩子……救救他们……”
马春兰哭了:“秀英,我对不起你……”
秀英摇摇头,眼睛慢慢闭上了。
那之后,马春兰做了好几天噩梦。梦里都是秀英苍白的脸,和那句“救救他们”。
她开始更加拼命地学习,想著如果自己懂得更多,是不是就能救更多人?
可她没想到,她的医生生涯,很快就结束了。
1974年秋天,马春兰十九岁。
在农村,这个年纪的姑娘,该说婆家了。
提亲的人不少。马春兰长得端正,又能干,还是医生,是很多人眼中的好媳妇人选。
“在农村,超过二十岁的大姑娘还没嫁人,那就是老姑娘了,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所以这最后一年,你外公外婆急啊,天天催。那时候讲究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也想过找个有文化的,或者找个工人,但现实哪有那么容易?”
更何况,马春兰不想嫁。
她还想当医生,还想学习,还想去县里进修。她听说,县医院在招人,要考试的。她想去试试。
可父亲不答应。
“你都十九了,再不嫁,明年二十,就成老姑娘了。”父亲说,“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的,相夫教子才是本分。”
这一次,就连母亲也劝:“春兰,听你爹的。找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