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时代共腾飞 作者:佚名
    第58章 时代的变革
    马春兰是1955年春天出生的。
    时光倒流回那个年代，那一年，青海的春天来得特別晚，直到三月，土地才完全解冻。她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是家里的长女，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
    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在土地改革时分得了三亩薄田，因此家庭出身在政治上被认定为“贫农”。
    这在当时是个很有利的標籤，属於“根红苗正”。在那个年头，某些情况下，“贫农”这两个字，比金子还珍贵。
    但“贫农”两个字，也意味著穷。
    时间缓缓流淌，记忆也从这里生根。
    马春兰最早的记忆，就是饿。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
    那年她五岁，家里断粮了。
    她最小的弟弟，刚满一岁，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有一天早上，母亲去叫他起床，发现他已经没气了。
    马春兰记得，母亲抱著弟弟冰冷的身体，哭了一天一夜。父亲蹲在门口，抱著头，一声不吭。
    那样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
    那三年，老天爷不开眼，地里颗粒无收，真的是一点粮食都没有啊。
    树皮被剥光了，观音土都被人挖来吃了。吃了那个土，肚子胀得像个鼓，拉不出来，活活憋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马春兰缓缓对李雪梅讲述著，声音低沉：“你以前还有个小姨，才三岁。饿啊，天天哭著喊饿。后来哭不动了，就躺在炕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著房梁。”
    说到这里，马春兰深吸了一口气，眼眶红了。
    “有一天，你外公不知道从哪儿挖回来一小把苜蓿根。那东西苦，硬，但在那时候就是救命的仙丹。妈那时候小，不懂事，看著那苜蓿根就流口水。你外婆把根煮烂了，先给了我一碗汤……”
    “我喝完了，还要。你外婆没捨得给小姨多吃，想著我是老大，能帮家里干活，得保住我。结果……那天晚上，你小姨也没了。”
    “她走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走了，身子轻得像只小猫。”
    “雪梅，你知道吗？从那以后，妈就见不得人糟蹋粮食。一粒米掉在地上，妈都要捡起来吃了。因为妈总觉得，要是当年那口汤给了你小姨，说不定……说不定她就能活下来。”
    李雪梅握紧了母亲的手，她终於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在吃饭这件事上总是那么严苛。
    那两条命的记忆，太深刻了。
    “1961年后期，情况慢慢好起来了。”
    “中共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说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农村经济开始恢復。”后来，马春兰家又能吃上正经粮食了，虽然是以麵糊糊为主，但至少不用再挖苜蓿根了。
    再就是1962年，马春兰七岁，该上学了。
    那时候国家在推广“扫盲教育”，村里办了小学，提倡扫盲。
    “妈想读书啊。做梦都想。你外公一开始不乐意，觉得丫头片子读书没用。但我能干啊，我白天拼命干活，把猪草割得高高的，把地扫得乾乾净净，我就求你外公，让我去认几个字。”
    马春兰就这样进了村办小学，艰难的岁月总有转折。
    学校很简陋，就是两间土坯房，是土台子搭的教室，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课本是几个人共用的，本子更是没新的，但马春兰学得很认真，她喜欢读书。
    马春兰九岁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大部分常用字。
    她最喜欢两个词：一个是“劳动最光荣”，一个是“男女平等”。
    生活稍稍安稳，新的希望也开始萌芽。
    “那时候，老师跟我们讲了好多故事，有女飞行员的故事，有女科学家的事跡。老师说，新中国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女人也能开拖拉机，也能开飞机……”
    “妈信了，妈当时就在想，凭什么女人就得围著锅台转？凭什么女人就不能像男人一样顶天立地？”
    “妈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个女拖拉机手，当个铁姑娘，当个巾幗英雄！”
    马春兰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羞涩笑容，似乎回想起了属於那个年代特有的纯真和热血。
    “那时候，为了多认几个字，晚上我就凑在煤油灯底下看书。你外婆怕费油，我就把灯芯挑得小小的，像个黄豆粒那么大。第二天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被熏得黑黢黢的，像两个黑窟窿。你外公就笑话我，说我是个『钻烟囱的猫』。”
    李雪梅也跟著笑了，她仿佛看到了那个虽然鼻孔黑黑，但眼睛亮亮的小女孩。
    “冬天的时候，教室里冷得像冰窖。学生们的手冻得通红，握不住笔。老师就带著我们跑步，一边跑一边背课文。”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马春兰喃喃地念著，这些东西她都记得清楚。
    不知不觉中，她好像真回到了过去。
    一圈圈跑步。背书。
    跑热了，再回教室写字。
    马春兰的字写得很好，工工整整，方方正正。
    老师说，字如其人，她將来肯定有出息。
    可“出息”两个字，对贫农家的长女来说，太奢侈了。
    就像现实的寒风终究会吹进梦里，变故来得猝不及防。
    1966年，马春兰十一岁，该上五年级了。
    那几年，又有弟弟妹妹接连出生，家里有几张嘴要吃饭。父母起早贪黑地干活，还是吃不饱。父亲的风湿病越来越重，一到阴雨天就下不了炕。
    加上那时候学校也停课了，乱鬨鬨的。
    “村里人都说，读书读多了心野，不好管。你外公听了別人的閒话，回来就发脾气。”
    马春兰嘆了口气，回忆起自己一生的转折点。
    那天晚上，她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父亲突然闯进来，一把抢过她的作业本。
    “还写啥写！”父亲红著眼睛，“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儿浪费灯油！”
    “爹，我快写完了……”马春兰小声说。
    “写完有啥用？”父亲把作业本摔在地上，“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將来还不是要嫁人？明天別去了，在家带你弟弟妹妹，让你妈下地干活！”
    马春兰哭了：“爹，我想读书……”
    “读书能当饭吃？”父亲更生气了，索性把作业本直接塞进了灶膛里。
    马春兰闭上了眼睛，仿佛还能听到纸张在火里燃烧的声音。
    “火苗子『呼』地一下窜起来，把我的字全烧成了灰。”
    “我看著作业本变成灰烬，哭都哭不出来了。”
    “你外公说：『从明天起，下地挣工分！別想那些没用的！』”
    “那一夜，我哭湿了半个枕头，但第二天早上，天没亮，我就扛著锄头下地了。没办法，那是命。在那个年头，个人的命，那是拧不过大腿的。”
    后面的第二天，她真的没去上学。
    第三天，老师来家里找，父亲堵在门口：“不读了，家里供不起。”
    老师嘆了口气，走了。
    马春兰躲在屋里，透过门缝看著老师的背影越来越远，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从那以后，她就在生產队劳动了。
    十一岁的孩子，干不了重活，就从最轻的做起：拔草、餵猪、捡柴火。工分挣得少，但好歹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年復一年，青春在劳作中流逝。
    “从1967年到1972年，妈就在地里滚。那时候也不分什么男女，男劳力干啥，我就干啥。修水渠，大冬天的，跳进冰水里挖泥，腿冻得都没知觉了，那是紫红色的，像萝卜一样。”
    “割麦子，腰弯下去就直不起来，手里全是血泡。那个血泡磨破了，流出黄水，那个疼啊，钻心地疼。但我不能喊疼，喊疼就是娇气，就是思想落后。”
    “那时候提倡『铁姑娘』精神，我就把自己当铁使。別人扛一百斤，我就扛一百一。我就想证明，我不比男娃差！”